如何科学的取名一个好名字,详细分析字形重名等问题

发表时间:2018-01-23阅读:595




有人说,迷信是科学的孪生兄弟。在科学昌明的今天,破除了旧的迷信,又产生了新的迷信。迷信者在姓名与人生的关系问题上,把这种关系看得过于神秘,正是产生姓名迷信的根源。不管迷信多么其嚣尘上,最终它还是要被科学揭破、批倒。科学破除迷信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普及科学的知识,把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告诉人们,只有这样,迷信才没有藏身之地。


姓名学也是如此,普及科学的姓名理论和起名方法.告诉人们在对待命名这个问题上应该注愈什么,反对什么,就能最终使科学的命名方法深人人心。我们说,一个名字的好与不好,主要看以下几个方面。



精灵可爱的宝宝怎么科学起名



(一)形义美好,忌恶劣字义


大家知道.名字是给人们称呼的,是用口头语言叫出来的,口头语言讲究的是字音和字义。我们平常称呼一个人.叫他的名字就同时显示出它的意义。如果人名的字音容易让人产生另外的意思,这就是不恰当的字音;如果声音不错而使人产生误解的字义,这就是不恰当的字义。古代人对于名字用字是非常讲究的,《左传》上记载这样一件事,晋国的穆侯生太子时,自己正在条地打仗,两国反目成仇,就把太子起名叫“仇”;第二个儿子出生时,他正在千亩打仗.就把二儿子起名“成师”。师服说:“真奇怪,大儿子名叫仇.二儿子名叫成师,都是凶险的字义;名字是有离意的,不能随便用字,这就是兄弟相争、国家大乱的兆头啊!”后来果然被他不幸言中。


古代有关名字字形变化的故事很多,最常见的是离合拆字。北齐人卢元明遇上了徐之才,就以徐之才的名字取笑,卢元明说:“你这个姓拆开来就成了‘未、人、人’,还多了一撇,移到‘之’上,名字的‘之’字就成了‘乏’字。”(将“徐”字拆成未、人、人三字,意思是徐之才不算人;’‘之才”成了“乏才”,意思是缺乏才能。)徐之才马上反唇相讥说:“你的姓就更加有意思了:加上亡就是虑.加上丘就是虚,生男就是虏,配马就是驴;至于你的名字呢,那就更有惫思了:砍了脑袋就是兀明,伸出脖子就是无明,劈掉一半就成了无目.变一下字音就成了元盲。”(卢字萦体是“皮”,虏字繁体是“虞”,驴字的繁体是“坡”;古代“盲”和“明”声音相近。)宋朝有两个大臣,一个叫刘分文。一位叫王见卖。有一天二人相遇.刘笑王说:“何故见卖?”(为什么被人卖了)王回答说:“卖你值得一文钱。”


唐代的武则天做皇帝以后,把自己的名字改为“武曌”.意思是“日月双悬于天空中”,古代都是把男性看做日,女性看做月,自古以来都是男性做皇帝,现在武则天要与男性平分天下.这名字很形象地反映了她的抱负和野心。


明朝有举人名叫“孙日恭”、“徐路”,二人才学出众,只是因为名字字形不好被人告发,说是“日恭”之名字重新组合就是“基”字,而徐路的“挤”则应拆开,成了“金害”二字.“金”又谐音“今”,于是此人就成了当今一害。二人只好因此望仕途而兴叹了。


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原名洪仁坤,后来要发动起义,宜传他的起义思想而改名叫洪秀全。这里是运用拆字的方法来起名的,把“秀全”二字拆开,就是“禾乃人王”,其中“禾”与“我”谐音,意思是“我就是人王”。


据有人考证,《红楼梦》一书是反清复明的作品,里面的人物名字都暗喻了这一思想。贾宝玉暗喻的是明朝政权的传国玉玺,他爱吃女孩子的胭脂,就是玉玺离不开朱红印泥的象征;黛玉暗喻的是明朝,她不是叫绛珠仙子么?绛珠就是红色,明朝的统治者姓朱,也是红色;那薛宝钗则是清朝的象征,那“钗”字拆开来是“又一金”,这明明指出清朝统治者是金的后代。


汉语的书面语言是用汉字来表达的,每个汉字都有三个要紊:字形、字音、字义。我们给孩子起名时,常常看艰字音和字义.而忽略了字形。可见我们在给孩子起名的时候.还不能不考虑字形和字义的关系。


《镜花缘)一书中有这样一则笑话:有一位姓王的人家,兄弟八人都没有名字,就想求人给每人起个名字,外加一个绰号,要求是:名字用字的字形不离本姓“王”字。于是有人为他们起了这样一些名字,老大叫王主,绰号硬出头王大;老二叫王玉,绰号偷酒壶王二;老三叫王三,绰号没良心王三;老四叫王丰,绰号扛铁枪王四;老五叫王五,绰号硬拐弯王五;老六叫王壬,绰号歪脑袋王六;老七叫王毛,绰号甩尾巴王七;老八叫王全,绰号不成人王八。上面这则笑话就是利用“王”字的字形和字义的组合构成的。


在考虑姓氏和名字的关系时,常有一种利用姓氏的字形来起名的现象,被称之为“增姓为名”或“减姓为名”。增姓为名在字形上和姓氏关系密切,使人看起来浑然一体,别有一番情趣。比如:西汉大将军王匡,就是在自己的姓上加了个“亡”。近代国民党主席林森,就是在自己的姓上加了个“木”。著名作家李季,就是在自己姓上加了一撇。减姓为名的例子有:商汤的宰相伊尹,宋朝太学生领袖陈东,清代著名学者阮元,现代音乐家聂耳。分姓为名的例子有:当代著名作家舒舍一予,有一位姓李的人家把孩子起名叫李木子。有二名渐增的,如丁日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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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音韵悠扬,忌不祥谐音


姓名是用来作为称呼的,当我们叫一个人的时候,声音本身就代表一定意义的.它必然会引起我们的联想。


好的谐音引导我们向好的意义方面联想,不样的谐音就会引导我们向不好的意义方面联想。清代有一本小说名叫《豆棚闲话》,其中“范少伯水葬西施”一则,就是讲春秋时越国大夫范技带着西施泛舟五湖,后来经商赚了钱,改名陶朱公,又号鸥夷子的故事。作者一改历史传说,认为范至是个好色、贪赃、阴毒的小人,西施则是个相貌平平、水性杨花的女子,二人一见钟情,西施就跟着范a私奔了。后来范蓝又为了权势,把西施献给吴王。吴国灭亡后,范轰因为平时贪污的财物太多,怕越王追究,就带着西施逃跑了,所以改名叫“陶朱”,意思是“逃避诛杀”。在后来他又怕西施将事情败露,索性杀人灭口,把西施诱到船上赏月.将她推到水里淹死,所以起号叫“鸥夷子”。“鹅”就是“泉”。也就是杀的意思;西施小名叫夷光,“鸥夷子”意思就是“杀夷光的人”。这一段就是利用名字和字号的i片音演绎的故事。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经常见到。因名得福的例子自然不少,北宋初年,宋太祖赵匡溉正要率兵出发去打仗,忽然有一位名叫宋捷的人前来送信;赵匡溉问过来人姓名之后高兴极了,厚赏了来人。因为这是上天暗示的吉兆,刚要打仗,就有人送来捷报,岂不是上好兆头?但因不祥谐音而惹祸的例子则更多,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宋家,《明史)上有这样一个故事:锦衣卫指挥使宋忠本来想娶韩国公李善长的女儿为妻,当议亲的人到李府时,李善长正卧病在床,随口问了问这位未来女婿的名字,来人回答说:“姓宋名忠。”李善长大怒,将来人赶出门去。你想,对一位生病的人来说,“送终”惫味着什么?宋忠就是因为名字的不祥谐音,白白断送了一段好姻缘。还是这位宋家又出现因名字惹麻烦的事,宋朝的宋郊早年官居知制浩时.被一位叫李淑的人告了一本,罪名就出在“宋郊”两字上,你看:宋就是指大宋,是当朝的国名;这“郊”呢,和“交”同音,当时正和辽国在靖和呢,他这不是要交出大宋么?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官?这一本奏到宋仁宗那里,宋仁宗虽然觉得有点勉强,但为了国家,还是把宋郊的名字给改成“宋库”了。所以我们给孩子起名时不得不考虑到谐音问题,要采用那些能引导人们产生美好联想的字音,而要尽最避免那些可能引导人们产生不良联想的谐音。


(三)刚柔相济,忌性别错位


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:朋友给你介绍了许多陌生的姑娘,而你连照片也没有见过,让你仅仅凭姑娘的名字去决定先见哪一位姑娘时,你第一个要见的姑娘是李剑锋、张可刚呢,还是谢静淑、陈婉莹?答案是不言而喻的。其实或许李剑锋、张可刚比谢静淑、陈婉莹更深亮,更温柔,但是她们的名字缺乏阴柔之美,看起来给人一种剑拔弩张、性格刚毅的印象。而自从女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那次“伟大的失败”之后,儿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在我们脑海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情结:男人应当刚强,女人应当温柔。即使在现代社会的今天,恐怕也没有几位男人喜欢《水浒传》中的母大虫和毋夜叉!那么,不符合女性起名的性别要求,使自己的名字出现了性别错位,这正是李剑锋、张可刚错失良机的原因。


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带来麻烦,我们经常听说这样的情况:某次会议期间,工作人员把张来芳先生安排与林沁如小姐同一个房间,或者把周钦小姐和工立华先生配到一起,落下许多馗尬的笑话。之所以如此,原因只有一个,名字性别错位。


造成性别错位的原因多半是人为的,或者过分追求名字的神秘、美好意义。家里没有男孩,就给女儿起个男孩子名字,或者干脆叫她招弟、来弟。但叫招弟、来弟未免太直白,明显带有重男轻女的怠味,于是谐音为昭棣、来迪。



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也很普遍,据古史书《世本》记载,那位炼石补天的英雄女蜗本是天皇的弟弟,名蜗,被天皇封在女水南边,后来做了大子,称为女皇,后人就误以为是女的,还生生地说他是伏羲的妹妹。春秋时代,鲁隐公就起了个女人的名字叫息姑,而还有一位男子则名叫石曼姑。唐代李君羡小名叫五娘;五代时后唐庄宗魏州刺史李存儒本名杨婆儿;吴越王钱缪小名婆留。这些都是男人起女人的名字。再看女起男名:在汉代,汉武帝的皇后名卫子夫.她的大姐叫卫君儒。二姐叫卫少儿;毒死许皇后的女医叫淳于衍;鲍宜那位荆钗布裙的贤惠妻子名叫恒少君;三国时期,孙权的长女名叫褥班,少女叫小虎;南北朝时,宋武帝会稽公主名叫兴弟,豫康公主名叫次男,山阴公主名叫荣男。诸如此类,都见于清代赵冀的《咳徐丛考》。古人讲究男刚女柔,要培养女人安静温柔的性情,名字也忌用阳刚色彩的字。肖遥天先生(中国人名的研究)中说:中国古代妇女的名字“多用阴柔的字眼,向闺阁之内的金玉器玩、花卉草木发展,向妇德、妇言、妇工、妇容发挥。”他还总结了中国女性命名的正格十法、变格三法、殊格一法和女性命名常用字。


常用字是:姬、娟、蝉、好、婷、娥、姿、特、妙、嫩、媚、娇、婉、娴、妖、娜、媛、兰、慈、英、芝、莉、薇、绣、纹、绮、经、香、黛、琼、瑶、玉、佩、珊、璧、艳、美、佳、丽、月、波、云、雯、喜、怡、贞、淑、端、庄、静、巧、慧


男女名字的字义差别在少数民族名字中也有表现,如蒙古族男子起名通常是巴图(壮实勇武)、那生图(永生长寿)、布尔古特(雄鹰)、巴特尔(英雄)等充满阳刚之气的名字,而女性则起名策琪格(一朵鲜花)、景达尔瓦(牡丹)、高瓦(美丽)等字眼,充满柔美平和。


这种差别甚至表现在译名上,鲁迅先生在《咬文嚼字》一文中曾经有过一段著名的话:


“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,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:加些草头,女旁,丝旁。不是‘思黛儿’,就是‘雪琳娜’。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,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,却和中国一样的—除了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。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‘绸’.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‘菠’,则欧文的小姐正无需改作‘姻纹’,对于托尔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,特别写成‘妥妹丝苔’也。”


鲁迅先生并不知道.并不是译者认为外国人的姓氏有男女之分,而是他们受到中国人名男女有别的影响,推而广之,以中律洋,给外国人也加上了男女有别的帽子。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,不是褥迅先生一句话就可以改变的。不信请看,好莱坞影星Shirley Temple,广州人根据自己的方言读音译作“莎梨·谭宝”,上海人则译作“秀兰·邓波儿”,显然“秀兰·邓波儿”更符合中国女性命名的温柔秀美的习惯,所以被固定下来。



三个可爱baby,起名应该要避免重名避免洋化



(四)避免重名避免洋化


重名的害处:


古往今来,芸芸众生,14个人都有名字,要想不重名实在是很难的。远在春秋时代,孔子的学生有曾参,以孝行闻名天下。他在费县的时候,又一个和他重名的人杀了人。有人跑到曾参的家里对他母亲说:“曾参杀人。”曾子的母亲正在机上织布,她头也不回地回答:“我儿不会杀人的。”过了一会儿,又有一个人来报说曾参杀人。曾子的母亲还是神态自若地织布。等到第三个人来报“曾参杀人”时.曾子母亲终十坐不住了,连忙下了织布机,翻墙而走。给后世留下一个“谗言可畏”的典故。

汉代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就有两个韩信:一个是淮阴候韩信一个是韩王信。汉文帝名叫刘恒.其实这是汉惠帝美人的女儿的名字,连皇帝起的名字都和人重名,普通平民百姓还有什么可说的。更有意思的是汉代阳城侯刘德,官宗正。可是这个名字重名太多.光是西汉就有河间献王、定敷思侯、广平侯、剧魁康侯、高城乡侯四位,加上后汉还有四位,汉代一朝叫这名字的就有九位。这还不算,刘德的儿子名叫刘更生,他是汉宜帝时的一位著名学者,就是他编订了《战国策》。后来他发现就在汉武帝时袭封牟平侯的齐孝王的曾孙也叫刘更生,于是他自己就改名叫刘向。这一改不要紧,又和剧魁侯和昌成侯二人名字重了。本来是为了避免重复,却不料重得更多。也就是这位刘向有个儿子名叫刘欲.因为帮助王莽篡位被封为国师,历史上名声不太好。谁也没想到.这刘故名字也和别人重名:就在和他几乎同时就有一位被封为祁烈伯的刘故,还有一位为0骑将军封浮阳侯的刘欲,还有一位字细君的刘故。祖孙三代都逃脱不了重名的困扰.可见要避免重名是多么不容易。就是那位篡夺皇位的王莽,也是和人重名的,在他之前就有一位王莽。还有唐代有两个诗人李益,宋代有两个词人张先,就常常造成人们的混乱。到了清代.还有一件同姓名的趣事:在杳礼的(铜鼓书堂遗稿)一书第巧卷中有这样一首诗,诗题是(题蒋介石处士松林独坐图,谐朱玉阶学使游七星岩,即以志别),在这里竟出现200多年以后的国共两党两位重要的领导人的字,一位是国民党的蒋中正(字介石),一位是共产党的朱德(字玉阶).历史真是叫人不可思议。


到了梁代.人们对这种能够造成很多麻烦的重名现象就很重视了,梁元帝亲自撰写了《占今同姓名录》一书.后来又有(九史同姓名略)、《二十四史同姓名录)、(历代同名录》等书,直到近代,开县人彭作祯总结前代关于同姓名研究的成果,撰写了《古今同姓名大辞典》一书,全书共收集古今同姓名的著名人物三万多人,可谓是对古今同姓名的详尽研究。在这本书里,彭作祯认为同姓名有两种情况,一是无意识的重名,由于古代人喜欢用单名,造成重名的几率大大增加,这种情况较多;彭作祯就以自己为例讲了单名容易重名的事实:彭作祯原名彭洪,到了长大后还是用这名字。1924年他肴到明代蓬莱教谕有一个彭洪,于是改名彭作祯;他的弟弟原名彭浚,后来看到清代有一个书画家也叫彭浚,于是也改成双名。二是有意识的重名,就是出于对某些著名人物的祟拜和敬仰,而有意识地使用崇拜对象的名字。汉代张良之后.不知道多少人叫张良,就在宋代就有9位张良。像张昭、郭琪等名字多为过去的读书人所用,就是因为张昭和郭璞都是著名学者。


到了近现代.重名的现象更加纷繁。20世纪40年代,吴国祯曾经任上海市长,这时,另外一个吴国祯却犯下死罪。被处极刑。这件事引起当时人对同姓名一事的注意,经过调查,上海市有13个吴国祯,真是吓人一跳。而现在呢,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,上海恐怕已不止13个吴国祯了。据有关方面统计:上海市有.3000多个王小妹,沈阳有4800个刘淑珍.4300多个王玉兰。王伟、李伟、李杰各3000多;天津有2000多个张颖、张力、张英、张健,广州有陈妹、梁妹各2000多个。举几个名人的例子吧:现代知名人物有两个李准,一是作家,一是评论家;有两个陈冲,一是女明星,一是男作家;有两个陈红,一位是电影演员一位是歌手;有两个朱琳,都是影视演员;有两个李明.都是足球运动员……。根据统计资料,现在我国重名的比例占人口总数的26.72%,这是怎样的一个惊人的数字?


造成重名现象的因家很多.首先当然是人口大量增加,而人名常用字范围没变。汉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3500个汉字,而人名用字大约是3300个左右,加之由于性别和其他方面的原因,人们起名选字都局限在最常用的400多字左右,男的集中在“健”、“伟”、“亮”、“杰”、“星”、“超”、“巍”、“斌”、“强”、“林”“炎”、“明”……等字上,女的则多喜欢用“英”、“华”、“娜”、“婷”、“秀”、“珍’、“玉”、“芳”、“燕”、“艳”、“晶”、“琳”……等字.有人统计,“英”、“华”、“玉.、“秀”、“明”、“珍”的理盖率占一%。这样集中在少数字上势必造成大最的重名。有人作过推算,最常用的人名用字是409个,以每两个字都能搭配来计算,也只能构成167690个名字,如果我们有11亿人口.那么,每一个名宇就要有6560个人来分享。这还是一个平均的数值,如果加上美意的名字的倾向性,有些组合恐怕要有几万人来使用。在这种情况下,重名还是奇怪的事么?


受时代和社会风尚的影响加剧了起名的选择倾向性.可以造成更多的重名。1949年出生的人中有多少“建国”谁也说不清,大跃进年代的“跃进”、六十年代的“反修”、文革中的“卫东”、“向东’更是不计其数。地域、季节方面的原因造成重名的例子如:沪生、鲁生、京生、春生、秋生……等等。遇到与自己同姓名的人,恐怕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。同姓名的问题,必须高度认识,在取名时尽最避免。同姓名给邮政通信、电话电报、银行储汇、探亲访友以及统计管理等都带来麻烦,甚至还有不法分子盗名、冒名,张冠李戴,造成冤假错案。例如:王伟、李伟、张伟、刘伟;王强、李强、张强、刘强;王博、李博、张博、刘博;王玉、李玉、张玉、刘玉。全国不知道有多少。


有一件杀人案的杀人嫌疑犯叫萧军,潜逃在外,公安机关正在迫捕。结果发现同一街区就有四位萧军。为了万无一失,公安部门只好把四位萧军都请进公安局。正好其中一位正筹备结婚,新娘听说新郎被抓进公安局,还是杀人嫌疑,当夜就服毒自杀了。后来知道此谙军是清白的时候,喜事已变成丧事。



小男孩思考问题,起名避免重名


避免重名的办法:


一、起双名或三字名,不要起单名,这样,重名的概率就小得多。


据统计.汉语用于人名的字数是3356个,使用频率最高的是“英”、“华”、“玉“、‘,秀”、“明”、“珍”,占总数的1%。使用频率较高的前409个字覆盖率竟然达到90%。若改成双名,重名的概率将大大缩小。现在有很多孩子起三字名.这样基本就可以消除重名现象。


二、分散用字,不要集中在某些字上.这样也可以大大减少重名的可能。


人是文化的动物。他们有自己的文化。不同文化圈的人们形成不同的习俗.把自已和其他文化圈的人们区别开来.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征。这些特征无不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,大到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,小到用叉还是用筷子.喝茶还是喝咖啡,看芭蕾还是看京剧。起名何尝不是如此.当我们看到梁晓声、陈省身、陈方安生、珍妮、玛格丽特、武本太郎、美枝子、奥斯特洛夫斯基时,我们就能大致判断他们属于哪个语言文化圈.因为他们的名字就带着他们自身语育文化的鲜明色彩。

中国人取名,要适合中国的语言文化特征,符合中国人起名习俗,不可太洋化。太洋化的名字会模糊人们的文化属性,削弱人的个性特点,不但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.相反.当了解了底细以后,人们反而会因为文化的排他性产生反感,就像鲁迅《阿Q正传》的未庄人骂“假洋鬼子”一样,给人一个出乖礴丑的印象。据报摘,有人到派出所给孩子报户口,丈夫姓赵,妻子姓王,孩子却报作“路易杰”,派出所拒绝了他们,理由是根据《婚姻法》,孩子的姓不从父亲,就应该从母亲,不能凭空任意。其实,即使没有(婚姻法》的这条规定,“路易杰”也不符合中国人姓名的习惯。就像许多地道的中国商品起个谁也不做的洋名一样.不但不能引起人们好感,反而弄得自己不伦不类,磨灭了自身的个性特征。设想一下,如果将“同仁堂”改作“仙尼蕾德”,谁还相信它是正宗的中药?外国人在这一点上倒是比中国人更精明,他们的商品打人中国之初,总是在整体策划时要求取一个中国人通俗易慷、乐于接受的名字,既符合中国国情,又能调起人们的购买欲,这是最好的策划。像上海出产的化妆品“MAXIM”,按说应该译作“马克西姆”,却译作声音相近、中国人人易傲的“美加净”.很快就被中国人所接受,成为名牌。

许多早期来中国的传教士也深谙此理,他们为了取得中国人的信任,能尽快地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,都有自己的中国名字:而现在,我们中国人旅居炸国.也通常起一个英文名字查理·王、珍妮·李呀,还有马丽斯(丽斯为真理),师安妮(安妮为优雅),李爱伦(爱伦为英俊),陈海伦(海伦为光)等,无非是为了符合英文姓名的文化特征,便于呼叫、沟通和交流而已。所以,人乡随俗符合本土文化特征是起名的一个重要原则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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